红军东征，遍撒革命火种，宣传了抗日主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后来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打下了基础。一言以蔽之，它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序幕，作为由十年内战转向全国抗战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以其特殊的历史作用和伟大的功绩，将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送子参军

一、红军东征沉重地打击了阻拦我军抗日通路的阎锡山军事力量，扩大了红军，筹集了军需。同时，也扩大和巩固了陕甘抗日根据地。
　　红军东征部队进入山西之后，经过100余次激战，总计打垮敌人5个师，消灭敌人7个团及一个骑兵连，共约1.3万余人。打死旅长、团长各一名，俘虏敌人官兵4000余名，缴获步枪4000余支、大炮20余门、机枪100余挺，破坏同蒲铁路150公里。红军取得这些重大胜利，削弱了阎锡山的*势力，动摇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迫使他开始寻找另一条统治山西的道路。
　　红军所到之处，大批青年“涌人红军中来”，很快形成“扩红热潮”。“红一军团十天功夫就扩大了红军三千以上” [1]，20天内红军就新增8000余人。红军严格执行总政治部颁发的《没收暂行条例》，筹集银元30余万元。 

　　红军东征的迅猛进攻，迫使原先进入陕北吴堡、义和、绥德、米脂地区“围剿”红军的晋军4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打乱了敌人“围剿”陕北苏区的部署。红二十八军顺势收复了陕北根据地被占地区，建立了神木、府谷根据地。仅神府苏区就由东征前的六七个区扩展到28个区，并且和吴堡苏区连成了一片。

行军中的东征红军

　　二、红军东征震动了国民党营垒，加大了蒋阎裂度，为实现联阎抗日开拓了道路。

　　东征红军在晋西兵分三路给阎锡山以重大杀伤，短短两个半月阎锡山晋军被红军击溃5个师，消灭7个团。红军东征使阎锡山胆颤心惊，也使整个国民党营垒为之震惊，蒋介石急忙调兵援阎。阎锡山既想得到蒋介石的援兵，又怕蒋介石拥兵抢占山西地盘，由此，蒋、阎加大了裂度。蒋军、阎军和红军三军逐鹿山西，红军旨在发动群众北上抗日，蒋、阎两军坚持“攘外安内”的剿共内战政策，阻截红军北上抗日。阎锡山经营山西数十年，一直同蒋介石抗衡，暗中与日寇勾结，而又不愿任何势力染指山西。蒋军数十万以阻截红军为名开赴山西，不但不愿撤走，而且派出特务侦探潜入阎系军政机关，暗中颠覆破坏。蒋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大，正如周恩来指出的：“红军东征更加暴露了阎锡山的真面目”。[2]因而为中国共产党对症下药、实施联阎抗日战略开拓了道路。为了孤立分化蒋阎势力，中共中央在《五五通电》中称：“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挡红军抗日去路……”，“红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而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确有“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队……”。这些提法既把阎锡山与蒋介石区分开了，同时又把蒋、阎同蒋、阎军队中不愿内战的抗日爱国军人区别开了。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利用蒋阎矛盾，首先实施联阎抗日的策略。毛泽东在信中提醒并发问阎锡山：蒋介石为何调兵山西？为何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毛泽东在信中声明红军虽已回师河西，但北上抗日，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终有觉悟的一日”，表示愿同阎锡山“联合一致，抗日反蒋”，“沟通双方，成立谅解”。[3]毛泽东还让在大石头战斗中被俘的阎军团长郭登瀛向阎锡山转答我军东进抗日的三点要求：第一，在绥远让给我们18个县，作为红军的抗日根据地。如果第一个不行，就来第二个，在雁北让我们红军一条路，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第三点是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共产党共同抗日，我们共产党打头阵，打败日本后，再进行民主选举，成立联合政府。[4]在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阎锡山权衡利弊，*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红军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

　　　三、红军东征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为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红军渡河东征到山西，历时75天，先后转战山西的灵石、孝义、介休、汾阳、文水、交城、静乐、岢岚、岚县、兴县、临县、方山、交口、离石、柳林、娄烦、中阳、石楼、永和、隰县、汾西、霍县、洪洞、赵城、临汾、浮山、襄汾、侯马、曲沃、绛县、新绛、吉县、蒲县、乡宁等53县，“发动了黄河沿岸十几个县的游击战争”。[5]沿途，红军积极“发动山西*广大的基本群众的抗日斗争与土地斗争，并把这两个革命密切地结合”。在红军总政治部增设了地方工作委员会，不仅有计划地动员了大批地方干部及游击队过河开展工作，而且每个连队都组织了地方工作组，人人做宣传员，每到一处便挨门挨户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揭露阎锡山阻拦红军东进抗日的罪行，张贴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召开群众大会，使我党的抗日主张家喻户晓。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卖国贼与平日剥削同胞*凶恶的豪绅地主的财产与土地分发给*穷苦的群众”。在执行中我军还注意掌握政策界线，不伤害地主、富农应得的利益。注意搞好党的统一战线。[6]红军抗日、爱民、遵纪、廉洁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揭穿了阎锡山当局诬蔑红军的种种谰言，粉碎了其蓄意编造的*宣传。

　　东征红军还大量选派干部发展地方党的组织和工农政权，在中阳、石楼、大宁、永和、隰县、灵石、蒲县、汾西等县先后建立了几十个乡村苏维埃政权。如在中阳、石楼、灵石、洪洞、襄陵（今属山西襄汾）和汾西等县发展了党员，在中阳、灵石、洪洞等县建立了党的组织。此外，还组建了“一个河东独立团，二十多个地方游击队，在汾河流域八县（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新绛、汾城）和石楼、中阳、隰县、孝义、汾西、永和一带，尤其活跃”。[7]当红一军团进占襄陵、侯马时，嘉康杰率领数十名游击队员和贫苦农民包围了夏县五区乡公所驻地尉郭镇，收缴了敌人的全部武器，将红旗插上了尉郭镇北门，并连夜把队伍拉到韩家岭整顿，正式成立“红军晋南游击队”。不久，他们又打了二区区公所。仅仅数天，影响遍及闻喜、夏县、平陆、垣曲，震动了河东一带。红军东征揭开了山西抗日游击战争新的一页。从山西到华北乃至全中国的劳苦大众，看到了团结抗日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希望，大批青年学生和爱国志士投奔了红军。周恩来指出，“红军东征掀起了东方民众的抗日热潮”，[8]推动了晋、直、豫的抗日游击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并为后来共产党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准备了群众，准备了干部，赢得了人心，积累了经验。

​参加东征的红军战士

　　四、东征红军回师河西在“逼蒋抗日”方针形成的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经历了“反蒋抗日”、“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几个发展阶段。“逼蒋抗日”是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主要环节，红军回师河西在“逼蒋抗日”方针酝酿、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早在红军东征出师前的1936年1月25日，红军高级将领联合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希望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2月10日，中共中央按照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关于成立抗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决定，公开发布《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2月20日由杨靖宇等联名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成立6个军和抗日游击军。东北抗日联军成立，给蒋介石以严重打击，给张学良一个侧击。东征期间，中共中央进一步加紧了对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的统战工作。通过洛川谈判和肤施（延安）谈判，达成了互派代表、电台联系、互相通商、互不侵犯、一致抗日等项协议。不久，陕北红军又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合，震惊了国民党营垒，蒋介石感到惊恐万状。特别是1936年2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的《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号召立即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开始实行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外交公开，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对日作战。这一号召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促成了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战，中间势力倒向中共一边，全国抗日怒潮即刻掀起，蒋介石更加坐卧不安。1936年8月10日至9月15日，中共中央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决定实施“请蒋介石”策略，加速了南京政府亲日派和亲英美派的分化，同时确定对国民党军事挑衅实行“先礼后兵”的方针。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书》，充分肯定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并愿意与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确定“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要实现包括“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见，红军渡河东征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奠定了基础。 
　　[1]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7辑第1册。
　　[2]参见周恩来《东征胜利与我们》。
　　[3]参见《毛泽东书信集》第34页、第35页。
　　[4]参见程子华《漫忆东征》。
　　[5]参见杨尚昆《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
　　[6]参见1936年3月5日《关于有计划动员地方干部及游击队过河开展工作》及1985年《山西党史通讯》第5期黄石山《红三十军东渡前后》一文。
　　[7]参见杨尚昆《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
　　[8]参见周恩来《东征胜利与我们》。